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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科学”，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却不可能回避事实判断。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用各种闪烁其词的理论来掩饰资本与财产性收入分布的事实，同时竭力兜售各种强化两极分化的政策。

　　现实的产业链就这样将创造的财富聚集到转移财富的人们手中，而让一线生产单位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正是这些一线生产单位，提供了最多的就业机会。

　　这个产业链本质上是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实际创造财富的在最底层，每一层都力图、并有能力攫取下一层创造财富的大头，积累到顶端就造就出辉煌的“盛世”。

　　从财产拥有量的视角看，这个社会的主导者是不足1%的国民，他们从金融机构部门、政府部门、国外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获得财产性收入。

　　笔者在《国民“财产性收入”观察》（见《科学时报》1月12日A3版）一文中讨论了可投资资产在国民中的分布。依据主流经济学理论，在经济体所创造财富的分配机制中，可投资资产这个“要素”分配到的就是财产性收入。本文进一步讨论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分布。

　　《中国统计年鉴2008》提供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2005年）》中，描绘了全社会2005年资金流动的概况。该表将全社会分为四类主体，归并为四个部门，分别是：

　　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部门：金融机构指主要是做金融媒介以及与金融媒介紧密关联的辅助金融活动的常住单位，它最重要的包含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非银行信贷机构和保险公司。所有金融机构归并在一起，就形成金融机构部门。

　　政府单位与政府部门：政府单位指在我国境内通过政治程序建立的、在一特定区域内对其他机构单位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权的法律实体及其附属单位。政府单位的主要职能是利用征税和其他方式获得的资金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通过转移支付，对社会收入和财产进行再分配。它最重要的包含各种行政单位和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所有政府单位归并在一起，就形成政府部门。 住户与住户部门：住户指共享同一生活设施，部分或全部收入和财产集中使用，共同消费住房、食品和其他消费品与消费服务的常住个人或个人群体。所有住户归并在一起，就形成住户部门。

　　非常住单位与国外部门：所有不具有常住性的机构单位都是非常住单位。将所有与我国常住单位发生交易的非常住单位归并在一起，就形成国外部门。

　　数据显示：住户部门是唯一的财产性收入净流入部门，而金融机构部门、政府部门、国外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都是净流出部门。笔者曾发现，居民部门99%以上的可投资资产集中在不足1%的国民手中（《国民“财产性收入”观察》，王中宇，2010年1月12日，《科学时报》A3版）。换而言之，从财产拥有量的视角看，这个社会的主导者是不足1%的国民，他们从金融机构部门、政府部门、国外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获得财产性收入。

　　表一还告诉我们，财产性收入的首要提供者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占68.52%），其次是国外部门（占21.53%），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部门比较小（见图一）。

　　国外部门为国内资产拥有者提供了不可忽视的（21.53%）财产收入。这提示我们，我国已确定进入资本输出阶段，不迟于2005年，国内资产拥有者慢慢的开始获得明显的海外资本收益。

　　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提供者是非金融企业部门（68.52%）。在其内部，财产性收入又是如何分布的？

　　《中国统计年鉴2008》提供了《投入产出表2005》，可供我们分析财产性收入的来源。

　　在《投入产出表2005》中将整个国民经济分解为17个行业，从行业的视角，有三个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指标：

　　其一是“总产出”，它表征着行业的规模，某一些程度上也代表着社会对这个行业的依赖性；

　　其二是“增加值”，总产出包含其他部门提供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值，而增加值为本行业创造的价值；

　　其三是“营业盈余”，根据主流经济学观点，一个行业创造的财富按劳动、权力和资本三要素分配，在投入产出表中，增加值分解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其中的固定资产折旧理论上用于补偿资本磨损，其他各项分别对应于三要素。可见营业盈余限定了一个行业可提供的财产收入规模。（注：营业盈余并不完全转化为当期的资本分红，通常有相当大的部分用于企业的资本扩张以及其他用途。）

　　“横看成岭侧成峰”，从这三个指标，我们正真看到了不同的“景观”，见图二、三、四。

　　金融保险业的总产出倒数第一，增加值升至倒数第二，而营业盈余升至倒数第八。这是一个产出小而盈利丰的行业。

　　反之，农业的总产值排在第五位，增加值排在第一位，而营业盈余却排在倒数第二位。这是一个产出高而几无盈利的行业。

　　金融保险业与农业的区别显著。农业提供的产品是社会得以生存的基础，而金融保险业提供的服务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商品；农业是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行业，而金融保险业仅提供很少的就业岗位；如果用生物圈的视角看社会经济系统，农业无疑处于食物链的低端，而金融保险业则位居顶端。

　　生产函数理论用资本和劳力来解释产出，仿此我们也可以试图用资本和劳力来解释利润。现实经验告诉我们，盈利能力与垄断程度相关，问题是如何定量表示各行业的垄断程度。

　　《中国统计年鉴2008》将工业分解为39个行业，分别按三个口径提供了2007年的主要经济指标，这三个口径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公司（表13-2）、大中型工业公司（表13-18）、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公司（表13-6）。

　　一个行业中，大中型工业公司所占份额越大，由规模形成的垄断就越强。各项经济指标中，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负担债务合计、所有者的权利利益三项是表征企业体量最重要的指标，分别取大中型工业公司这三项指标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公司的份额，再计算其均值，以表征大中型企业占这个行业的份额，作为一个行业的规模垄断指数。

　　同法，利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公司的经济指标，计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公司占这个行业的份额，作为一个行业的行政垄断指数。

　　由此，可观察各行业利润向量与资产合计、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规模垄断指数、行政垄断指数向量的关系（见表二）：

　　相关系数显示：资产是决定利润的首要因素，其次为规模垄断与行政垄断，而就业人数位居最末。

　　从经济体全局看，金融保险业无疑具有资本优势与垄断优势；而农业在这两方面均处于绝对劣势。于是一个处于高端的控制位置，一个处于低端的苦力位置。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只在工业部门能找到按企业规模分档的数据，且分档准则前后不一致。只有2004年能找到既覆盖整个工业，又分档较细，且距今最近的数据。它出现在《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14-3按行业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公司主要指标（2004年）”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的“14-1全部工业公司主要经济指标（2004年）”两表中。据此整理、计算出的数据见表三：

　　数据显示：资本明显向大规模的公司集中，利润向大规模的公司集中的格局更明显，而就业却反过来向规模以下企业集中。由此我们不但看到了高端与低端的差异，还看到了资本与国民的分离大量国民就业的企业资本很少，而大量资本集中的企业就业岗位很少，利润奇高。

　　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资本替代劳力。这种解释掩盖了经济体的内部结构，似乎在整个经济体中，人慢慢地不重要，社会财富越来越靠资本自动创造出来。

　　事实上，资本拥有者追逐利润极大化的动力，驱使他们将最能控制与收获利润的环节抓在自己手中，为此不惜向这些环节投入巨额资本。这样的环节有以下明显的特征：其一，在生产组织中处于上层决策地位；其二，在货币循环中处于货币流入的端口；其三，在资源与市场的获取中处于可垄断地位。

　　于是，不管在哪个行业，在有可能具有上述特征之一的环节上，都发育出一些巨型企业。产业政策对此的表述是“抓大放小”，“提高产业集中度”。

　　而在不具备上述任何一个特征的环节，从产业链的视角看，是容易被控制的苦力环节，为实现利润极大化，需将其置于过度竞争的境地，以便以最低的代价从其中获得所需的原材料、中间件。

　　于是人们看到，大规模的公司都力图强化上述三个特征，而凡是可以被控制的环节，则设计成辅助、配套业务，以业务外包的形式交给小企业、规模以下企业乃至个体工商户。

　　结果在我们的经济体中形成了这样的“生态环境”：创造财富的苦力活由众多的小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承担，它们生存于过度竞争的环境之中，而收获利润的美差由大规模的公司独揽，它们生存于垄断环境中。大规模的公司丰厚的利润非常大程度上来自这个环境，大规模的公司遇到的风险，很大程度上靠转移给这个环境而化解。

　　由此，我们方能理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矛盾：经济学家们总在论证竞争的合理性，而管理学家总在提供造成垄断地位的策略。经济学家们面对的是社会公众和政治家，他们的任务是让公众接受艰难的生存现实，向政治家兜售有利于资本拥有者的治国方略；而管理学家面对的是资本家，他们的任务是教资本家更有效、轻松地获得利润。

　　由此，要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与其向经济学家学习，不如自己读两本管理学，因为后者是写给“自己人”看的，不讲真话就卖不出钱。

　　其实，这种“经济生态”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只要控制住大企业，就控制住了食物链的顶端，广大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就可以逐层上移，大资本拥有者就避免了直接面对众多财富创造者的麻烦。“君子远庖厨”，这些肮脏、残酷的事，还是让“包工头”们去干吧。

　　这样的观察视角其实不是笔者发现的，1998年5月号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美国贝恩管理咨询公司Orit Gadiesh和James L. Gilbert的《利润池：战略新视角》。文章称：“利润池”是在行业价值链上，行业在所有的环节所赚取的利润总和。利润池的结构通常错综复杂。价值链上某些细分市场的“池水”会比另一些细分市场深，就是在各个细分市场内部“池水”也深浅不一。各个细分市场的利润率有可能因客户群体、产品品种类型、区域市场或分销渠道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此外，一个行业的利润聚集模式通常与收入聚集模式也迥然有别。

　　在为社会提供建筑物的相关产业链中，建材业提供原材料，建筑业实际盖房子，房地产业则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注意，这里的“开发”绝非盖房子，那是建筑业的事，说白了，房地产业干的主要是拿地、搞批文、找钱、卖房子。

　　在2007年的胡润富豪榜上榜者中，这三个行业上榜人数、财富及其占全榜比重见表四：

　　显然，离生产一线最远的房地产业，聚集的财富远超过生产一线的建材、建筑业。而房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远远小于建材、建筑业。

　　这种差距导致了三个产业不同的面貌。统计年鉴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长年以来，房地产业的就业人数仅为建筑业的3%左右。而建筑业是大量农民工的就业场所，也是欠薪的重灾区，有关报道连篇累牍。在百度上搜索“建筑业 欠薪”，能得到62900条信息。

　　2006年11月24日新华网云南频道报道：“昆明市的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特别是小企业、小饭店、小作坊、小加工厂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较为严重，私营企业特别是建筑、服务等行业随意延长劳动时间，不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的情况突出。”（《昆明市：建筑、服务业仍是“欠薪”大户》）

　　2007年1月31日《金华日报》报道，“建筑行业仍是欠薪高发领域”。（《建筑业仍是欠薪大户》）

　　2008年12月15日《内蒙古晨报》报道称，“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几乎全部发生在建筑行业”。（《建筑行业缘何成欠薪大户》）

　　2009年10月20日《大庆晚报》报道：“大庆市农民工工资拖欠案多发生在建筑工程行业中，导致拖欠工资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建筑工程款落实不到位，承包单位与发包单位存在工程量、工程质量、进度、材料涨价等纠纷以及包工头逃逸等问题，其中，工头逃逸现象显著增加。”（《大庆为1054民工追回欠薪524万 建筑行业仍是拖欠大户》）

　　至于建材业，2006年震惊全国的山西黑窑工事件揭开了残忍、肮脏的黑幕。我们这个号称是“自由竞争”的产业链，将山西的黏土砖售价压在每块9分到1毛4分之间，而黑窑包工头这一层的核算条件更苛刻，洪洞县三条沟村黑窑的包工头衡庭汉，核算条件为300元/万块，在这样的价格水平上，根本不可能考虑给工人工资，连工人起码的生活条件都不足以满足。这就是导致黑窑工现象泛滥的经济核算根源。

　　由此，我们正真看到，这个产业链本质上是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实际创造财富的在最底层，每一层都力图、并有能力攫取下一层创造财富的大头，积累到顶端就造就出辉煌的“盛世”。利润微薄，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一线生产企业，沦落到欠薪，甚至靠打手、狼狗强迫奴工劳役的地步，而高踞顶端的房地产商却惬意地享用着法国大餐，在博客里优雅地描述海外风情，展示自己代表的先进文明，甚至有可能心怀慈悲地指责包工头之黑。但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正建立在包工头之流人物的残酷上，而包工头们所得之利润，甚至不如房地产商掉在桌下的面包屑！

　　医药行业是另一个令人瞩目的行业。在2007年胡润富豪榜上，它制造的富豪居第六位，甚至多于金融业和装备制造业。2006年的安徽华源“欣弗”事件，揭开了这个行业不为人知的一面。

　　媒体告诉我们：“欣弗”每瓶到患者手中价格为38元，而出厂价仅2.2元，其中的利润在0.3～0.5元之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患者为“欣弗”支付的药费中，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仅占4.47%～5%，厂家利润仅占0.79%～1.32%！其余94.21%的价款到哪里去了？

　　这94.21%的资金，哪怕只省下一半，这省下的一半哪怕由患者和厂家对分，药价将降低24%，而药厂的利润将在500%左右。简直就是暴利。

　　安徽华源处于生产一线，它的上级华源集团处于产业链的顶端，其最擅长的功夫是兼并重组，说白了就是财富转移。这个不创造财富的集团，在令国人眼花缭乱的兼并重组过程中负债累累，至少遭到了6家银行逼债。华源集团却坦然向国资委要求“200亿元规模授信额度”，以“从根本上解决华源的债务危机”。

　　当安徽华源总经理裘祖贻因欣弗事件自缢身亡之时，华源集团董事长周玉成正策划“私募百亿欲完美谢幕”。而逼死裘祖贻的资金还不到一个亿。

　　现实的产业链就这样将创造的财富聚集到转移财富的人们手中，而让一线生产单位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正是这些一线生产单位，提供了最多的就业机会。“欣弗”事件告诉我们，在这条产业链上，居于两端的生产者和消费的人是明显的。“欣弗”事件让两者闹到几乎剑拔弩张的地步，而另一个主体却依附着这条产业链，安然吸走了94.21%的资金，却无人追问！

　　时髦的“总部经济”提示我们注意地域分布的视角。“总部经济”是北京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弘提出的概念，他给出的定义是：

　　“总部经济是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别的地方，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总部经济大城市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2005年12月2日，慧聪网）

　　这个学术化的定义对普通人而言比较费解，在一次访谈中，赵弘道出了“总部经济”的关键：

　　“发展总部经济关键是提升产业支配力，而不是生产能力。产业支配力的大小体现在销售渠道能控制多少，研发能力能到什么水平，而不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能生产多少。该淘汰的就搬出去，这不会削弱产业竞争力。”（《佛山应瞄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总部经济》，2009年1月22日《佛山日报》）

　　注意：赵弘强调的是“支配力”，而非“生产力”。获得支配力的关键一是控制销售渠道，二是控制研发能力。理性的赵弘发现了在工商文明中获得财富的正道支配力，而非“勤劳致富”。在生产一线上，无论你怎么勤劳，也不可能致富，唯一可指望的，是总理为你讨薪。

　　2009年10月18日，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承办的“第五届中国总部经济高层论坛”在武汉举办。论坛上，赵弘发布了《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报告（2009）》。

　　第一能级（综合得分70）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共4个城市；

　　第二能级（50综合得分70）包括杭州、南京、天津、成都、青岛、武汉和宁波共7个城市；

　　第三能级（40综合得分50）包括厦门、大连、重庆、沈阳、长沙、济南、西安、郑州、合肥共9个城市；

　　第四能级（综合得分40）包括太原、长春、哈尔滨等共15个城市。

　　排名处在前10名的城市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城市占了8个席位，中西部地区进入前10名的只有成都和武汉，分别排在第8位和第10位；进入前15名的城市中，东部及沿海地区有13个，中西部地区仅有成都、武汉和重庆3个城市。

　　将这个排名与2007年胡润富豪榜上榜者分布（图五）相比较，其第一级全位于胡润榜的前4位，后边各级凡不在胡润榜前列的，均拥有较高的行政地位。

　　由此我们正真看到，对“财产收入”的吸取能力不仅在产业链上表现为金字塔，在地域上也表现为金字塔。以北京为首的第一级拥有最强大的汲取能力，以下顺次是二、三、四级汲取中心。至于生产一线的环节，它们的任务是创造财富，绝非汲取财富，故只能让它们生存在破产的边缘，以激励它们无休止地提高投入产出率。这金字塔格局由“总部经济”的“支配力”来保证。

　　于是我们正真看到，拥有支配力，得以发育“总部经济”的地方，只是我们国土上的历历孤岛。而史实一再告诉我们，这些孤岛上的“盛世辉煌”总是天下失稳的前兆。

　　感谢赵弘，在观察财产性收入来源分布时，他提示了一个有效的视角：“支配力”。我们正真看到：从行业角度，金融保险业与农业的差异在于支配力；从产业链角度，“利润池”最深的部位不是生产一线，而是支配力最强的环节；从地域角度，与支配力紧密关联的是资本和行政特权的富集程度；从企业规模角度，大规模的公司的垄断地位与小企业、规模以下企业的过度竞争地位展示了支配力与财产性收入来源分布的相关性。

　　观察财产性收入来源分布，再次证实了笔者在《国民“财产性收入”观察》一文中发现的事实：资本与国民的分离。这里我们正真看到的是大多数国民就业于资本稀缺的环节中，而极少数国民就业于资本富集的环节，而正是这后一环节，提供了财产性收入的主体。

　　从实现资本利润极大化的立场出发，这是一个最合理的产业生态。一个经济体，只要以资本利润极大化为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则，就必然演变成这样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资本拥有者能最有效地汲取经济体生产的财富，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直接面对广大的财富生产者。

　　这样的格局是好是坏，是善是恶，这是个价值判断问题，立场不同，自然评价各异。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教导：经济学不讲道德。笔者理解，其本意是经济学不介入价值判断。这种主张源于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他认为应把政治经济学改造成为纯粹的、实证的经济科学，只以财富为研究对象。

　　作为“科学”，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却不可能回避事实判断。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用各种闪烁其词的理论来掩饰资本与财产性收入分布的事实，同时竭力兜售各种强化两极分化的政策：

　　“抓大放小”、“做大做强”、“行政垄断”、“提高产业集中度”，这类政策导致资源向大企业集中。

　　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创建“XX城市”，这在京、沪、广、深很明显。很多省的“十一五”规划都将提高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当做目标，盛极一时的“市管县”改革则被基层讥讽为“市刮县”。所有的大城市都在讨论“限制低素质人口”，这些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源向大城市集中，向居住其间的精英群体集中。

　　“减员增效”，“优化组合”，“亲商”，“政策优惠”、“划拨”、“特事特办”、“三零政策”（用零资金、零税收、零地价招引外来客商）等，这是很多地方都在实施的政策，所有这些都促使社会资源向由官员转化的商人集中。

　　一方面拼命强化两极分化，一方面否认两极分化的事实，即使站在西尼尔的立场上看，在事实判断上如此撒谎，也堕落到了伪科学的地步。